《周易》古经的生态智慧观

《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解释是符合《周易》古经本义的。得到上天佑助的“神而明之”的人，的确是重视“德行”的。《未济》卦六五爻辞说：“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把“有孚”即有诚信，看作是“君子之光”即君子的光辉所在。“有孚”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写作“有复”，有学者认为这个“复”是“返回”之义，这是不对的。“复”并非仅仅只有“返回”之义，这里“有”为动词，“复”显然为名词或名词词组。我们认为当为“实践诺言”亦即是“诚信”之义。《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集注云：“复，践言也。”说明“信”与“复”同义相关。所以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将今本《周易》古经中所有的“孚”字写作“复”，完全可作“诚信”之义解。

“君子之光有孚吉”明确给西周初期先民们的“重德”思想作了最好注脚，因为只有讲诚信，老天爷才会佑助，否则就会失去天助，出现“羞辱”之事。《恒》卦九三爻辞说：“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不能永久地自守德行，就会有羞辱之事发生。这句话曾被孔子引用过。《论语·子路》记载道——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可见，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也很看重《周易》古经这句重视“恒德”之言。由此可见，孔子儒学受到《周易》古经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周易》古经讲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后紧接着例举了一件“羞辱”之事，即“九四：田无禽。”因为不能恒守德行，所以打猎一无所获，得到了天的报应。《周易》古经作者这种“重德”观，把人之德与天之德紧密相连，体现了“天人合一”最初形态观念的德性价值取向，这是《周易》古经最为突出的一大特征。这种德性价值取向也影响了“亚圣”孟子的生态伦理观。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人之道”与“天之道”能够相合一就在于有“诚”这种德性。这种价值取向，成为历代儒家生态德性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从中，我们也可体会出为什么《周易》在汉代地位突出，成为“六经之首”的深层原因所在。

《周易》古经的作者看到了风调雨顺对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主张通过“尚德载”这种厚德载物的美德感化上天，达到“既雨既处”的生态平衡目的。但是自然界并不总是风调雨顺的，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也是经常会遇到的。《周易》古经就描绘了诸多灾害现象：《离》卦九四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一场大火灾，不仅烧毁了森林，也烧毁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井》卦初六爻：“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严重干旱，连古井都变成了废井，井里只剩下干巴巴的泥土，再也不见鸟儿光顾。《既济》卦上六爻：“濡其首，厉。”洪水泛滥，人头在洪水中挣扎，多么危险呀！……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火灾、旱灾、水灾等的危害对人们的生存带来的可怕情形，《周易》古经的作者才充满了生态忧患意识，提出了生态爱护和资源节用思想。

在《否》卦九五爻中，有一个生态忧患的呐喊，真是扣人心弦，即“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桑叶是喂养蚕的基础，一旦桑树死亡，蚕也会因失去食物而死亡，所以蚕农们小心翼翼地精心种植桑树，时时刻刻心系着苞桑树。这种“心系苞桑”的生态忧患意识是华夏农业文明得以开创和发展不衰的原动力。《否》卦九五爻记载的中华先民养蚕业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得到了证明，公元前3000我国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养蚕业和丝织业，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我们说，正是由于有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农民们注意保护生态资源，确保资源不枯竭，生产生活有保障，才谱写出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农业文明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