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守恒与信息变化

总量恒定，意味着模型右边的要素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或函数关系。当某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则必然导致其它的要素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是命理与宿命之间的本质区别。宿命的概念将方程的右边看成是恒定不变的要素的总合，相反，命理将方程的右边看成是可变要素的总和。总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我们的基本命运。

有些著作，例如袁树珊在他的《润德堂手稿》中，时常对案例的子嗣进行肯定的推论，这是无法理解的。不同的社会阶段，或者不同的社会环境，子嗣的数量是大不相同的。难道在禀赋上有如此清晰的标识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幺，子嗣就是一个可变的要素。或许，先天的标识只是一种可能性。由命学常数的恒定性质可知，子嗣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其它要素的变化。同理，其它要素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子嗣的数量，怎幺可以对子嗣的数量进行绝对的评判呢？

还有些著作，例如林庚白在他的《人鉴．命理存验》中，时常对案例的寿元进行肯定的推论，这也是难以理解的。实际上，他的推断大多数是不正确的。林白庚的案例，大都是些显赫的人物，如曹汝林、梁启超、章丙麟，等等。这些充分拓展了自己命运空间的人物，其命理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调整，难道可以对他们使用常规的理论进行推论吗？

命运的展开首先是由命理模型来解释的，而命理要素的展开，是由格局学说来解释的，例如富格、贵格，或是富贵双全格，等等。《渊源集说》：“身弱徒然入格，纵发早亡”。 发，可以理解为发展，指的是在富贵。入格，是具备了富贵条件的意思。身弱，表明日元失令寡助。身弱不胜财官，恃强所得必然招损，这是命理常识。所以说“纵发早亡”。“纵发”，说明命弱时也可以发；“早亡”，则需要付出寿元的代价，这里讲的是富贵与寿元之间的消长，或者说调整和转移问题。

按照传统的命理分析，身弱是不可胜任财官的，也就是说，日元弱的人，理论上是不可能“发”的。《渊源集说》讲“纵发”，则说明命运是可以违反命理常识而产生变化的，这时候，只能用“早亡”来描述。“早亡”不是传统命理分析，而是命理守恒的规定。实际上，按照守恒分析，纵发也不一定早亡。因为人一生除了财之外，不光是寿，还有妻、子、禄，等等，可以互相转移。另外，财来财去，正负为零，也不一定伤及寿元，所谓“破财免灾”，就是这个意思。财富厚的人，多资助他人，或捐助些慈善事业，理论上是对自己，有利而无害。所谓阴德，无非是讲人的付出，终究对人的总体命运来说，包括宗族，具有隐秘的益处。这种无法指明的回报，人们称之为“阴”。

《金玉赋》说：“八字无财，须求本分；越外若贪，必招凶事”。无财，是禀赋贫寒的意思。贫寒者求富，也是人之常理。但是，思之太过，则称之为贪。贪则可以突发，那就是“越外”，所以“必招凶事”。贫寒属于命理要素“富”的范畴，贫寒是指“富”的量值低下，这里讨论的是先天获得的“富”的空间数值较小的情况。如果后天不适当地增加自己“富”的量值，必然引起其它要素的调整要求，而且是向下调整。所以说“必招凶事”。“凶事”的对象是泛指，是除了“富”以外的所有命理要素。不当的拓展“富”的空间，必须以降低其它命理空间为代价。

《论兴亡》说：“如有高见明识，知进退存亡之机，而保其身者，虽官禄逢伤，六亲免祸，亦当自己受恶疾而终者矣”。这一段谈的是伤官见官的情形。高明者，说的是知命之人；进退存亡之机，说的是命理要旨。纵然是知命的高人，也不能避免灾祸的降临，只不过可以在财官、六亲、身体和寿元上进行调整和转移罢了。不可避免，不等于是宿命。主动进退，以图存亡，这才是中国命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