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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何不准养猪——姓名与避讳 （下）
历史是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有起有伏，有张有弛。避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亦然。南北朝就是避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他们似乎专门以同名不讳来自鸣高尚，且看书法大家王羲之一家三代的行辈表：
玄之
凝之
羲之
微之
桢之
操之
献之
静之
王家三代不避同名“之”讳，究是原因，当时，之字是贵游子弟的特别标帜，并极有可能是五斗米道中用于名字的暗记。这正如那些要风度不要温度大冬天穿裙子的窕窕淑女一样，为了髦得合时，宁可伤寒抽风。而且就后一点看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头可断，血可流，做人的标准是不能倒的。
王家非皇族，似嫌说服力不够。在下翻阅史卷，轻而易举又找到两则“皇”证：齐高祖萧道成字绍伯，其父就叫嗣伯，；后魏献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亦名宏，可见南北朝上上下下均是避讳观念不强的。
避讳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能件不正、坐不端的崎形产儿。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其歪歪斜斜的前行史上，时时忍不注要爆发些不尴不尬的幽默故事来，倒为中华笑史添了一笔意外之财。
元《稗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钱大参良臣，自讳其名，其子聪慧敏达，性爱读书，凡经史上有“良臣”二字，均避而讳之。一日读《孟子》“今日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避“良臣”父讳读曰：“今日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为避父讳，孺子只好认“贼”作父了。无独有偶，同代某君父名阿谷。一天，此君读《四书》，突遇“旧谷既没，新谷已登”一句，无可奈何，只得高声诵曰：“旧爹既没，新爹已登”，讳安全避过，又给老爹送了顶绿帽子，阿谷取此名时，是否科到会有如此“名”外之获呢？历史上，关于冯道和田登避讳的笑话是广为人知的。五代时冯道的门客读《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句，因为要避冯道的讳，遂邻居民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一时传为笑谈。老师的“道”字尚且如此“不敢说”，要是避皇上讳，真不知这位可怜的学子该如何去说了。田登是宋仁宗时的南宫留守，登兄治州无甚造化，于避讳却颇有造诣。“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放火三日。’”上元节是行灯会之佳节，白发垂髫放灯嬉戏，其可快也欤！孰料田登讳登改灯为火，一字之差，性质迥乎。试想，老百姓果真群起而纵火焚物，那还了得？田登后来因此而罢了官，实在是罪有应得。
幽默毕竟是调侃，笑则笑矣，无妨大体。有些让你笑不出来的讳事，则不得而委屈读者诸君了。下面说几个因犯讳而影响个人一生前程、甚至掉了脑袋的恨事，扼腕獠牙，悉听尊便。
唐代大诗人李贺，文彩飞扬，傲视当代。惜乎其父取了个李晋肃的大名，贺只得放弃中进士的非分之想，进士乃官衙的敲门砖，“晋”都不进，何仕之有？韩愈得知此事后，愤然作不平之鸣，专撰《避讳》文以伸其怨。文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愈愤则愤，徒伤悲白发，于事无济，李贺仍被终身拦在进士试场门外，只作了个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郁郁了此一生。
田登、冯道之流，王侯将相走卒耳。他们手持“为尊者讳”的卫道剑，顶着下属晚辈的脑门，只能算得上淫威小耍。皇上圣讳之威，则是仪若雷霆，万万不可冒犯的。《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大不敬”罪，跨入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犯禁，亦难逃“法”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光头僧，举过义军旗，因此避“僧”，“贼”二字象避狗屎一样敏且捷。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贺表时，用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看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将徐氏的头祭了刽子手的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