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不准养猪——姓名与避讳 （下）

清朝虽是满人坐龙庭，视汉人为劣质公民，对汉皇的一套封建礼制却全部奉行拿来主义，并且加上了自己的改良和发挥。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修订《唐熙字典》，自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以为能赐官受封，连升三级。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他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冠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还判了斩刑，缓期执行。甚至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史、按察史等也受了株连。海成巡抚身陷囹圄，连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权力都给剥夺了。这位拍错了马腿的仁兄真该”以头抢地尔。”

犯讳受刑的事例说明，受封建礼教文化、等级观念影响而形成的避讳，一旦羽翼丰满起来，它又会反过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正是人名与文化的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人名系统的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多彩，日益复杂深刻。

正如腐臭的东西可用作肥料，错谬的事故可以借为明鉴一样，避讳也有能化腐朽父神奇的地方。避讳虽然不愧为制造古典文献温和混乱的“精英分子“，但由于它是时代的产物，人们又能反过来利用它去辩别古书、文物的真伪，敲定书籍版本的确切年代。因为某个时代出版的书，都要避当代君主的圣讳和个人祖辈先生的私讳的，明知故犯，则是伪作无疑。

如署名司马相如著的《长门贼》，开篇首句便道：“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司马相如早在汉武帝死前32年就魂归西天了，他是怎么得知刘彻死后的谥号“孝武”呢？《长门赋》显然是后人伪作的。

再如《六经》一书，署隋朝王通著。但书中却避唐高祖李渊讳，将戴渊改为戴若思；又避唐太祖李虎讳，将后赵太祖石虎改名石季龙。隋人避唐讳，岂非乾坤倒置？可怜唐代这些伪作者，连伪书都要避当朝讳，虽想天衣无缝，奈何讳之虎？乌呼！

还有一种试析作者真伪的妙法，即书中涉及作者本人“尊者”大名的地方，作者是否避而讳之。当今，《红楼梦》为曹雪芹所著，似成定论，但看二十六回如此一段描写，不由不让人疑窦顿生：

“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觉得没意思，笑道：‘谁知道他糖银果银’”。

曹雪芹其祖为曹寅，雪芹把寅字又写又说，不仅手犯，而且口淫，简直肆无忌惮之极。曹公如此大手笔，拈字弄句手到擒来，焉能为区区取一名字而犯祖讳？可见，《红楼梦》并非曹雪芹所著，此证虽孤，却似归纳推理中的反声，正如多米诺骨牌，倒其一只则扑其全体，潘成规此证虽孤却强。

避讳之于姓名，可谓重头戏。笔墨所限，本文不能展说，只能勾其大概，读者诸君谅之。

作者：钱亮星